历史上共有13个王朝在关中建都，自秦至唐千余年，关中文化达于鼎盛。秦汉雄风、大唐气象奠定了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关中见证了外来文明与中华文明的融合共生。
关中地区位于陕西中部的渭河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从仰韶时代彩陶文化的绚丽多彩、西周青铜文明的熠熠生辉到秦汉隋唐的文化大一统传统，从古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到儒、释、道的思想会通，从“民胞物与”的关学创立到市民文化的繁荣再到红色文化的熔铸，关中文化与时偕行，推动中华文明辉光日新。图为秦始皇帝陵铜车马。陕西省委宣传部供图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开创了多民族大一统的新局面。自秦汉起，大一统思想便被视作“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秦代创立三公九卿制和郡县制等一系列高度完善的政治制度，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采取统一货币、度量衡及法律等措施，奠定了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基础，汉代“承秦制”并“霸王道杂之”，德主刑辅，巩固了大一统，“百代都行秦政法”。秦始皇帝陵兵马俑与汉代石刻，铸就了秦汉文化博大的美学品格，展现了大一统国家的强盛国力。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促进了文明交流。面积达36平方公里的汉长安城，与罗马城东西遥望，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吸引力的国际化大都会，全面展示了汉代文明的最高水平。在空前统一稳定的环境下，秦汉科技实现了系统性突破，形成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首个高峰。《太初历》的制定，《黄帝内经》的定型以及国家主导的造纸、冶铁、水利等技术的飞跃，这些以关中为政治决策与文化整合中枢的里程碑式成就，深刻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
汲取秦亡教训，汉初尊奉黄老之道“清静无为”，政治上“与民休息”，造就了文景时期“海内安宁，家给人足”的安定局面。刘安《淮南子》成为此时黄老思想与诸子学说的集大成之作。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儒学遂成为主流思想。官方创立太学，设五经博士。至宣帝于石渠阁召集诸儒讲论，黄龙元年博士增至12家，元帝时增为13家，经学大为兴盛。戴德的《大戴礼记》和戴圣的《小戴礼记》述圣言、礼乐备，刘向《新序》、《说苑》以故事阐述治道，桓宽《盐铁论》汇集儒、法治国思想，展现出治国理政的积极探索精神。西汉文史成就卓著，司马迁《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刘歆《七略》开创了中国古代目录学；汉赋成为“一代之文学”，彰显大汉雄风。东汉时期关中文化持续发展，贾逵、马融、杨震等经学大家使关中成为经学重镇，班固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曹全碑》、《西岳华山庙碑》是汉隶的代表之作。
隋唐时期，长安再度成为都城。“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作为中国里坊制封闭式城市典范的唐长安城，面积约84平方公里，其宫城、皇城与外郭城功能分明的规划，开创了都城新型规制，深刻影响后世及日本等东亚国家都城布局。唐朝在此健全了以三省六部制为中枢、科举制选官、州县制行政、府兵制辅政的完备体系，达到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巅峰，唐玄宗时的《大唐六典》对此作了系统整理。大唐政令从这里发出，通过驿道系统辐射全国，推动了科技、文化、艺术等全面繁荣。官修《兆人本业》助力农业发展，僧一行《大衍历》为当时最精密历法，《算经十书》奠定中国古代算学体系，孙思邈《千金方》、王焘《外台秘要》与官修《新修本草》推动中医药规范发展，颜真卿、柳公权的书法写就大唐风骨，阎立本《步辇图》、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描绘出大唐的宏大气象和高度文明。
长安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依托陆上与海上通道，唐朝的对外交流范围覆盖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乃至非洲部分地区。日本、新罗、波斯、大食等国使节络绎于途，至长安学习。长安西市胡商云集，将西域香料、珠宝输入，并把中国丝绸输往世界。唐三彩骆驼载乐俑凝聚着开放的唐人对盛世生活的赞美，何家村窖藏中的镶金兽首玛瑙杯等珍宝是长安作为世界性都会的实物见证。外来文化还深刻影响了唐代的文化艺术与生活。《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见证着异域宗教的传入与唐代宗教文化的鼎盛，西域的凹凸晕染法丰富了中国绘画的表现手法，胡旋舞、柘枝舞及中印融合的《霓裳羽衣舞》改变着唐代乐舞，章怀太子墓《马球图》生动记录了波斯马球等外来风尚的流行。
唐朝被称为“诗国”，关中则是其渊薮。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长安汇聚众多诗人，塑造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巅峰，“诗至唐，无体不备，亦无派不有”。关中诗人承《诗经》、汉赋之余韵，开唐诗之新风，把山水意境、家国情怀化作了大唐的满篇诗意。“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投身“诗文革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展现了他诗风的刚健清新。“七绝圣手”王昌龄，以“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壮志豪情，挥就了唐朝边塞诗的雄浑壮阔。中唐诗人韦应物的诗冲淡闲远，把唐朝的山水田园诗带入了“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的清悠之境。杜牧的七绝冠绝晚唐，他的《清明》、《赤壁》、《泊秦淮》、《江南春》是诗史合一、情景交融的佳作，流传千年、传诵至今。
唐朝开放、包容的文化气度，造就了儒、释、道多元交融的学术黄金时代。自唐高祖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开启的儒、释、道“三派讲论”，极大促进了三教融合。《五经正义》成为科举唯一官方定本，实现了经学统一并影响后世千年，现存西安碑林的《开成石经》正是唐朝经学繁荣的见证。唐朝还首创官修史书制度，编成《晋书》、《梁书》等6部正史，并开制度史编纂之先河，奠定中国史学的成熟格局。唐玄宗推动道教官学化并编修《开元道藏》，成玄英、吴筠等人融合儒佛思想、持续深化理论，形成包容性教义体系。长安作为全国佛教中心，官方设翻经院，大兴善寺、大慈恩寺等是著名译场，玄奘在弘福寺、大慈恩寺等处翻译了《大般若经》、《心经》等75部1335卷佛教经典并创立法相宗，华严、净土等宗派也在此创立汇聚，可谓集前代之大成，开后世之先河。
更多内容，详见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文章《关中文化与时偕行》
（策划：许华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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